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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永定河是北京母亲河。” 上世纪90年代，历史地理学者朱祖希连续5天在《北京晚报》发文，首次明确提出了这一昵称。 北京城的故事，从永定河边的一个渡口开始。 择水而建本是城市生长的天性，可这条母亲河却与城市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从地图上看，永定河并未如寻常河流般“穿城而过”，而是“绕城而走”，城市在其左岸的土地上向东北不断拓展。历史如此发展，与这条河恣肆不羁的“脾性”有关。--> 自春秋战国以来，城市的主体水源从未离开过永定河及其故道遗存所形成的水系，它像毛细血管般渗透进城市肌理，馈赠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水患的威胁。 曹魏时期，北京历史上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戾陵堰和车箱渠就已出现了。此后，金代开金口河，明清不断加固堤防，人们试图变水害为水利，探索河流与城市之间共生之道。但这绝非易事。 因河建城 “北京城几千年生生不息，是谁哺育了它？我认为是永定河。”朱祖希以数十年为古都寻根的研究为证，作出这样的判断：“没有永定河水的滋润、流淌，就不会有北京城的昨天和今天。” “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是中国古代城市选址与水利规划的经典原则，也诠释了北京城最初的位置。 永定河冲刷出的冲积平原与孕育的天然湖沼，给北京城的起源提供了丰沃的自然基底，而水陆交通线的交叉点又最易从聚落崛起为城市。理论上，卢沟古渡附近与西山距离不远，又有临河之便，应当成为城市发展的理想起点。 但事实却不尽然。夏秋泛滥成灾的永定河，迫使古人不得不另觅他处。 “就像母亲孕育孩子，永定河对北京的滋养在早期体现得更为直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王洪波指出，在商周时代，古永定河出山后分为南、北两支，其中北支经过今天的八宝山之北、前门向东南流，而南支则经过今卢沟桥也向东南流，两条支流汇合于今马驹桥附近，在两河之间的一处长形高地上，诞生了北京城最早的样子——蓟城。 如今，在广安门外的北京滨河公园内，有一座蓟城纪念柱，是1995年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而建，正面上方镌有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所题的16个汉隶大字：“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 据侯仁之论证，三千年前的蓟城，就是依托莲花池水系发育起来的。而莲花池源自永定河的故道，又接收了它源源不断的地下水补给。 除了水源，永定河流域的森林，也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燃料、建材。不过，与孕育并存的，还有威胁。古人发现永定河流量年际变化大，极易改道泛滥，到了魏晋时期，人们开始迈出改造永定河水系的第一步。 北京历史上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始于曹魏嘉平二年(250年)。 彼时，驻守幽州的镇北将军刘靖在实地考察永定河流势后，在石景山附近的永定河分水处修建戾陵堰，并开挖引水口和车箱渠，将河水东引，作为蓟城周围农田的主要灌溉用水。 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据《刘靖碑》记载，戾陵堰的堰体结构是用装满大块卵石的荆条笼排列而成的，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步，因在戾陵附近而得名。在河流北岸又修建水门，门宽四丈，还建造了十丈长的辅助水坝。遇到山洪暴发时，洪水就顺着拦水坝向东泄流，而水流平缓时，河水就从水门向北流入渠道。 一组数据更能说明书改造带来的变化：每年可灌溉农田两千顷，总计灌溉区域高达一百多万亩。充足的水源将旱田变为水田，产量也随之大幅度提高。 但这并未改变永定河“善淤易决”的特性。戾陵堰修成以后，曾多次毁于洪水。西晋元康五年(295年)六月，又是一场洪水，冲毁了四分之三的戾陵堰。 当年，刘靖之子刘弘率领两千将士，复建河堤，建造石渠，修复拦水坝，整治水闸门，用几个月的时间，恢复了戾陵堰和车箱渠。史料中还提到了一个细节，在修复和改造这项工程时，诸部王侯主动派人助役，许多老百姓也自发到工地参加劳动。 200多年后，北魏幽州刺史裴延儁也重修过戾陵堰，将这项水利工程的规模进一步拓展。 冲毁、重修，再冲毁、再重修，在此后的近一千年里，永定河水循着戾陵堰与车箱渠的脉络流淌，滋养着两岸百姓。 “金口”难开 到了金代，古车箱渠成为了“引永定河以济漕运”的大胆尝试。 事实上，永定河的航运价值并不高。王洪波认为，打通永定河上下游航道几乎不可能。它的水量变化大，夏秋暴涨，冬春浅涩，河水多泥沙，善淤积，河道不畅，还有些河段坡降太大，水流湍急，难以行舟。 那为何要尝试开发它的漕运功能？因为城市的性质迎来了巨大转变。 金贞元元年(1153年)，金海陵王改燕京为中都，在辽陪都南京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由此开启了北京成为国家正式都城的历史。 各路、府、州、县聚敛的赋税、粮食都要集中到中都，以满足皇室和庞大的国家机构、官员、军队等对大量财富和粮食的消费。 当时，山东、河北的粮食可以由运河运至通州，为了解决从通州至京师最后五十里的运输问题，金朝疏通了高良河至通州的河道。《金史·河渠志》还原了当时河道的真实情况：“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于是，引永定河以补运河水源不足成为了破局之法。 大定十二年，金朝人在石景山北麓，将永定河挖开了一个口子，并设置水闸，将河水引向北边的麻峪村，利用一段车箱渠故道东行，在半壁店附近脱离故道流向东南，经玉渊潭南折入金中都的北护城河，向东流经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南、北京站南，再向东接今天的通惠河至通州。 没有料想到的是，水通了之后，却无法行船。因西部地势高，水流湍急，并不适用于漕运，所开金口河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反而带来了新的隐患。 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三月，宰相上奏称，石景山金口闸的地势比都城高一百四十尺，倘若遇到洪水暴涨，有人要是趁机做坏事，危害极大。而如果彻底堵塞它，原本所种植的稻田便会受到影响，或许可以重建多重水闸，同时在河岸上设置管理防汛物资的官员，以减少祸患。 当永定河洪水直接关系社稷安危时，它所能实现的其他功能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仅过了16年后，“金口”便被彻底堵上。 “若果能行，南路诸货皆至京师，而价贱矣！”金世宗的感叹里，藏着对水路畅通的迫切期待。 不过，失败只是历史的局部注脚。当金口河的闸门落下，人与河流的对话才刚刚开始。 再开“金口” 金世宗没能想到，自己亲手堵上的金口河，会在元代被再度开启，还成功使用了近30年。 公元1264年，忽必烈下诏建都燕京，仍称中都，1267年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城另建新城，他向全国征调工匠，一场大规模建都工作开始了。 “金中都城位于永定河洪积、冲积扇的西南侧，因地势低洼，时常发生水患，不利于大规模地扩建新的都城。”王洪波指出，元大都的规划转而依靠同样是永定河故道之一的高梁河水系作为城市供水，这一水系也成为了大都的生命线。 建造一座新城，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为解决运输问题，元代将目光再度投向了金口河。 “其水自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当时的都水少监郭守敬给予了一度失败的金口河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重新勘察河道的遗迹，让河水重新流通，向上可以带来西山的物产之利，向下可以拓宽京畿地区的漕运通道。 1268年，金口河再次被开掘，负责河渠事务的官员正是郭守敬。他并非简单重复前人所为，而是选择改造闸门，在金口西边预先开凿减水口，使水从西南汇入大河，以防止涨水突然涌入而造成祸患。 这一次，金口河的生命被延长到了30年，在永定河引水史上是空前的，这也意味着它与洪水的斗争持续了30年。 大德五年(1301年)，北京地区出现了连续两个月的阴雨，永定河水位暴涨，郭守敬怕洪水失控危及都城，最终用砂石和杂土将金口上游的河道完全堵塞。 但金口河并未就此沉寂。元朝末年，又有官员建议开金口河，并开挖一条新河，引西山金口水向东流至通州南边的高丽庄，如此一来“西山之煤可坐致于城中”，此时距离郭守敬关闭“金口”已过去40余年。 当时，面对前车之鉴，左丞相许有壬激烈反对，“宗庙社稷之所在，岂容侥幸于万一？若一时成功，亦不能保其永无冲决之患。”他认为如果此水可用，当初郭守敬何必远取白浮之水？ 后来，新河还是在正月动工了，于四月初挖成，因水流湍急凶猛，无法行船再度告终。许有壬口中提到的“白浮之水”则是郭守敬为解决漕运瓶颈的另一种尝试。 由于“金口”存在隐患，1292年，郭守敬主持修建了一条人工运河——通惠河，引白浮泉及西山诸泉先西行再南折，沿山麓绕过沙河、清河河谷，汇入瓮山泊(今昆明湖)，最终经高梁河注入积水潭。这一设计巧妙利用山麓地形，通过分段设置水闸调节水位，既保障了漕船通行，又为大都提供了稳定的水源。 而在河流的另一端则是全然不同的光景。 为了给都城提供建材与物资，永定河上游地区的林木被大量砍伐，所剩无多，加之气候变化，下游河床泥沙严重淤积。到了明清时期，与永定河的对抗也达到了巅峰。史料中明确记载，明代永定河水灾危及北京城的次数高达19次。 为根治永定河水患，清朝将永定河的治理制度化，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康熙帝更是直接赐名“永定河”。然而，到了晚清时期，整个永定河下游河堤越筑越高，成为地上悬河，“永续安定”的美好愿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 不止是戾陵堰、车箱渠、金口河，还有更多大大小小的沟渠，散落在两岸，构成了一部人与河流对话的开篇。城与河的相处，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征服，而是在持续的互动中，不断探寻着共生的平衡点。 如今，城市依然在永定河左岸生长，而金口河故道上，车流仍旧往来不息...... 【编辑:刘阳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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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湖南株洲9月29日电 (刘曼)2025湖南(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简称“瓷博会”)29日在“千年瓷都”醴陵开幕，来自中国、俄罗斯、英国、美国、马来西亚等十余个国家的341家陶瓷企业、47个国际品牌参展，规模与参展商数量创历届之最。9月29日，2025湖南(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开幕。图为外国参展商在展位布置。 曾庆丰 摄 醴陵是中国三大古瓷都之一，这里独创的釉下五彩瓷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1915年，产自醴陵的扁豆双禽瓶海外参展，荣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声名远播海外。 如今，醴陵已构建起从研发设计到生产销售、从文化创意到文旅融合的完整陶瓷产业集群，产品涵盖工业陶瓷、日用陶瓷、艺术陶瓷三大类4000多个品种，其中日用瓷远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电瓷已销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均居中国第一。截至2024年底，醴陵陶瓷上下游企业达15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321家，产业集群总产值达800亿元人民币。 从2015年至今，瓷博会已举办八届，为全球陶瓷产业互联互通提供合作与展示平台。 首次参会的法国陶瓷艺术家爱玛·圣·胡农(Aima Saint Hunon)对当地陶瓷艺术焕发出的蓬勃活力印象深刻。她认为，瓷博会也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我们的文化的确不同，但正是这种差异，才让交流变得很宝贵，还有可能激发意想不到的创作灵感。”(完)--> 【编辑:张令旗】
中新网贵州安顺9月27日电 (记者 周燕玲)2025多彩贵州·第十八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27日在贵州省安顺市旧州古镇开幕，这场以影像艺术对话六百年屯堡文化的视觉盛宴在这里喜迎宾客。2025多彩贵州·第十八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9月27日在贵州省安顺市旧州古镇开幕，图为开幕式现场。中新网记者 瞿宏伦 摄 本届大展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中国新闻社、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大展聚焦贵州独特的屯堡文化，以“六百年大明遗韵 三千里家国情怀”为主题，设有1个主展、5个专题展和12个特展。 主展“影像雕刻的屯堡时光”包括“家国屯堡”“烟火屯堡”“秘境屯堡”三个篇章，从历史脉络、文化价值、时代特征等多个维度全面展现屯堡文化的独特魅力。展出的上千幅精美摄影作品遴选自全球征集的3万余幅作品。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展打破传统展墙限制，将摄影作品自然融入古镇院落、街巷、广场，让影像与真实的生活场景相互交融。一幅幅定格屯堡历史与当下的画面，悬挂于石墙木门之间，铺展在青石板路上，观众不再是单纯的看客，而是穿行于光影与实景交织的时空回廊中，在六百年前的屯堡石巷里，与今天屯堡人的烟火日常不期而遇。图为一名身穿屯堡服饰的老人观看第十八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的展出作品。中新网记者 瞿宏伦 摄 在专题展中，“中华同光——故宫南迁文物‘安顺驻留地’特展”，通过珍贵的历史影像与实物展示，将为参观者唤醒一段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驻留安顺的“国宝记忆”；“从江南到西南：苏、赣、皖三省摄影师联展”，展出的是来自屯堡文化“故乡”的摄影师作品，他们的镜头仿佛自带“文化记忆”，对六百年屯堡文化进行不一样的“视觉解读”；“时光·洛迪眼中的中国：意大利著名摄影师焦尔焦·洛迪摄影作品展”，则呈现洛迪在中国拍摄的精彩相片，犹如在中意两国之间架起一座“视觉桥梁”。 12个特展内容精彩丰富，艺术风格百花齐放。其中，不仅有中国文联、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繁花竞放——新时代全国摄影精品巡展”，还有展现贵州生物多样性的“贵州野生动物摄影作品展”以及从贵州走向世界的安顺摄影师为家乡奉献的“黔中三影·故土凝光——李波、李媚、杨延康摄影作品故乡联展”等。 本届大展创新实施“一地两国三省+N”合作机制，邀请意大利、韩国两个国家作为国际参与方，与贵州屯堡文化存在深厚渊源的江西、江苏、安徽三个省作为友宾省，推出巡展、推介等系列活动，同时与其他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进行联动。图为一名外国友人在参观第十八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并拍照。中新网记者 瞿宏伦 摄 “我镜头里的中国，既有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也有保存完好的古老街巷；既有忙碌的现代生活，也有宁静的传统仪式。”意大利摄影师卡尔罗·马赞蒂说，未来将继续用镜头记录中国，用影像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 大展还以“摄影艺术+大地艺术”创新视觉展陈，将影像作品与艺术装置结合，并与展出地的屯堡文化有机融合，如在举办地搭建起融合屯堡地戏面具等视觉符号与现代建筑形式的大型永久性艺术装置“屯堡高台”，使其成为游客打卡的影像文化新风景。 多彩贵州·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已连续成功举办17届，成为对外展示贵州新风采的重要国际传播窗口。本届主题展将持续至10月27日，结束后还将分别在意大利、韩国举办海外巡展，在安徽省、江西省、江苏省及北京市、上海市举办国内巡展，在镇远古镇、隆里古镇等地举办贵州省内巡展。(完)--> 【编辑:刘欢】